1998年3月10日，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员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 根据这个决定，由地质矿产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局共同组建国土资源部。
3月17日，地矿部发布了最后两个文件地质矿产部关于授权颁发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规定 地质矿产部关于下发《矿山建设规模分类一览表》的通知 地矿部的动态永远停留在了这一天。
1949年10月1日，广场上欢声雷动，30万军民在无比热烈的气氛同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正是从这一刻起，地质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经济建设先行军，使中国的地质事业翻开崭新一页。
1950年，全国接管和重新组建了15个地质调查所和研究所，全部职工约800人。为了使当时有限的地质力量发挥出最大的效力，1950年2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编制了全国的年度工作规划，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等地区组队进行野外地质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地质工作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
此时，经过多年战乱洗礼的中国百废待兴，迫切地需要地质工作提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最基础的工业原料。1950年2月17日，同志在中国驻前苏联大使馆接见留学生代表时，为青年留学生任湘亲笔题写了“开发矿业”四个字，极大地鼓舞了新中国地质人对地质事业的热情。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冲破重重障碍辗转回国。到北京的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到住地看望他，同他谈起了国际国内形势、地质工作和地质队伍组建等问题。而后，依照国家的情况和需求，李四光征询了当时全国从事地质工作的299位地质人员的意见，建议成立统一规划全国地质工作的机构——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而后，我国形成了“一会、一局、两所”的工作机构体制，即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矿产地质勘探局、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1950 年 11 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明白准确地提出应该集中人力物力重点解决煤、铁、石油和有色金属的资源问题。1951 年，在中国计划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300 多名地质工作者组成 84 个地质队，分赴全国各地区调查。以李璞为队长的西藏地质工作队于这一年随入藏部队进入西藏，这也是中国地质工作者对西藏进行的第一次有组织的地质调查。
1952 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成立，任命李四光为部长，开始在组建机构、建立制度、规划任务、调集队伍、培训人才、生产装备等方面实施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1952 年 11 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地质工作要大发展”的方针。同月，全国地质工作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并确定地质部负责新矿山的地质勘探、地质普查及全国地质矿产资料的汇交和地质工作登记等工作。
会上，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强调：“地质事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已成为一项最重要的事业了。”他向地质部门提出，“1953年我国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了适应国家新的需要，明年的地质工作，也要进行一个大转变。”即“在一段时间以内，探明一定的储量”。
全国地质计划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地质工作开始大转变。可以说，随着“一五”计划的开展，随着热火朝天的国家建设，新中国的地质事业进入了第一个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时期。
1953 年，中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颁布施行。“一五”计划为地质工作规定的具体任务主要有：保证五年内开始新建企业的设计所必需的矿产储量；加强对重要矿产资源的普查和勘探；有计划地展开全国矿产的普查工作，进行部分的区域地质调查等工作，保证第二个“五年计划”所需的矿产储量，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所需的矿产储量准备资源条件；加强水利资源和综合流域开发的地质勘查工作，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要水利工程和水力发电工程所需的地质资料，并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所需的水利资源开发做好地质准备。
为了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地质部门做了极大的努力，一方面集中主要力量，进行重点勘探，另一方面，尽可能地积极开展普查工作，准备新的勘探基地。
第一年，地质部和有关工业生产部门的地质机构，把大部分力量放在野外工作上。当时，重点勘探项目多是国家工业建设的命脉，如鞍山、包头、大冶等钢铁基地，大同、开滦、抚顺、平顶山等重要煤田，东川、白银厂、中条山、铜官山、水口山、个旧、赣南、昆阳等矿产地，希望在最短时间之内得到较大的成果，来保证国家急需的矿产资源的供应。
在地质部的有力领导和全体地质工作者如火的热情下，地质工作呈现出巨大活力和战斗力：“一五”计划原本要求对19种矿产进行勘查，结果地质工作对74种矿产进行了勘查，有63种取得了可供工业设计使用的储量。其中铜的储量较1949年前的估计数字大14倍，钼的储量增加了50倍，石油储量较解放前增长了32.5倍。
“一五”期间，地质部门还在华北、松嫩、关中等平原，内蒙古、河西走廊、四川、新疆等地开展了综合性的区域水文地质调查；进行了北京等15个城市的地下水供水勘察工作。同时，进行了长江三峡、黄河三门峡、汉水丹江口等200多个大中型水库的工程地质工作；完成了宝成、集二等8条铁路，武汉长江大桥以及一些海港和国防工程的地质勘查工作。
这一阶段，地质部门在组织机构上也愈发完善。1954 年，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并在六大行政区设立地质局。
地质工作的大发展需要大量地质专业人才。1950 年，南京地质学校和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建立，全国各大高校地质系也开始扩大招生，当年全国地质专业招生达 600 多人。尽管在1952年底，地质部门调集和培训的技术人员已达1000多人，但离至“一五”末期（1957年）技术力量要发展到1.9万人的计划还相距甚远。
1952年秋，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唐山工学院（唐山铁道学院）地质系和西北大学地质系二年级学生合并成立北京地质学院；在长春，在原东北地质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合并山东大学地质矿物学系及东北工学院地质系和物理系的一部分，组成了东北地质学院（后更名为长春地质学院）；在南京，以原华东军事测绘学校为基础，创办了南京地质学校，办学规模空前扩大。在地质部1953年的预算中，投入学校建设的资金，比地质勘探费还多了将近30%。国家对地质人才培养的重视可见一斑。
1955年，北京大学也恢复了地质系。1956 年，以重庆大学为基础，在北京和长春地质学院的支援下，又创立了成都地质勘探学院。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工业部门的学校也建有地质系，如北京石油学校、北京矿业学院、昆明工学院等。1956年，仅地质部属地质学院和中等地质学校在校生达 26842 人。
至1966 年，除地质部所属的北京、长春、成都三所地质院校外，全国已有 20 多所高校和几十所中等院校设立了地质系及其相关学科。地质教育的蓬勃发展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了大批地质人才。
在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初期，地质工作凸显了在国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的先行作用和基础作用。对此，在1956年初听取地质部工作汇报后指出：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地质工作要提早一个五年，一个十年计划。地质工作必须先行，走在国民经济建设的前面。
1956年主席指示：“地质部是地下情况侦察部。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1956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八大会议上提出：“为发展重工业，必须继续加强地质工作，并且使地质普查工作和重点勘探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争取发现更多新的矿区和矿种，探明更多的矿产储量，以满足工业建设当前和长远的需要”。同志在1957年接见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应届毕业生代表时说：“地质工作者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先锋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路先锋”。
党的人对地质工作的关怀和鼓舞，为新中国建立之初地质工作的快速的提升奠定了基础。1954 年，地质部成立普查委员会，逐步开展了大规模的矿产普查工作，发现了几十个具有工业价值的新矿区。到20世纪70年代，探明储量的矿种134种，有力地支持了共和国的工业体系建设，300多座矿业城市拔地而起。
自1955 年我国与苏联合作开展 1∶20 万区域地质调查后，1956 年相继组成了 3 支中苏合作队，在南岭、兴安岭、秦岭地区进行了 1∶20 万区域地质调查。1957 年，地质部先后在新疆、南岭、秦岭、大兴安岭、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河北承德等地区，组织并且开展了 1∶100 万和1∶20 万区域地质测量。从1958年到1966 年，我国已基本完成了中国东部地区的 1∶100 万区域地质编图和编测，广泛开展了 1∶20 万区调，并在个别省开展了 1∶5 万区调试点。
1955 年，地质部组建 5 个石油普查大队。经过三年侦查，找到了256 个可能储油的构造，发现了以青海冷湖、四川龙女寺为代表的一批新油田，肯定了西北及西南等地区的含油远景，尤其是通过地质调查和地球物理工作，指出我国东部的松辽平原、华北平原拥有非常良好的含油条件，由此我国石油地质工作在 1957 年战略东移，为后来的大油田成功钻探奠定了基础。
1956 年 3 月，地质部召开第一届全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协作会议，提出为适应国家工农业发展需要，地质部门把重点从工程地质转向水文地质工作。1957年~1960 年，地质部先后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陕北黄土高原及新、川、桂等地开展了 1∶20 万和 1∶50 万的水文地质调查工作。1960年，地质部配合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水电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参与了南水北调的选线 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地层会议，大大推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地层和古生物工作的总结，并制定了我国第一个地层工作规范。同一时期，地质力学在原有基础上加强完善了其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并推广到应用中，解决实际问题，还编制了全国构造体系图。
可惜的是，1966～1976 年“”时期，地质勘查工作与整个国民经济一样，遭到了极大的破坏。1970 年 6 月，地质部被撤销，并入国家计委，更名为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最初几年，地质勘查处于无政府和半无政府状态，地质管理机构瘫痪，指挥中断，直到 1978 年，地质工作才得以恢复与发展。
、周恩来亲定何长工为地质部副部长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央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很多想上的项目上不了，原因就在于地质情况不明，矿产资源不清，拖了后腿。因此，中央决定成立地质部。关于地质部部长的人选，中央选定了解放初期回国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为保证李四光有充分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需要找一位阅历丰富、富有很强组织能力和管理经验的得力副手主持地质部的日常工作。、周恩来想到了何长工。
1952年8月7日上午，时任中央财政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找何长工谈话。说:“组织上决定调你到即将成立的地质部去工作。”
何长工听了很感突然。他认为，自己不懂地质，早年学的是机械，隔行如隔山，搞工业还稍懂一点，搞地质上山找矿，那可完全是两回事，何况自己是个二等残废（1929年，何长工遵照的指示，留守井冈山斗争，在一次战斗中，和敌人搏斗，从十几丈的悬崖上摔下去，左腿致残），要一个跛腿去爬山越岭，确实也有困难啊!于是，他对说:“一波同志，这可为难喽，我一辈子对组织分配工作没有讲过价，这次可不可以讲个价，我这个跛子爬不了山，搞地质是要爬山的啊!能不能让我到机械部或别的部门去工作？”
回答说:“变不了啦!今天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就要讨论通过啦！”他还说:“你这次调动是周总理向毛主席提议的，主席说你有那么一股劲，同意你去地质部。事情决定得很急，也来不及事前和你商量。地质部部长由李四光担任，他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仍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要保证他有一定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地质部的日常工作，你和刘杰、宋应同志要多做一些，共同把地质工作抓好。”
当时，我国地质工作基础极其薄弱，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地质专家只有200多人，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增加了一些地质专业的大学生，但到建部前能归到地质部的新老地质人员一共也才300来人。勘探钻机等主要勘探设备也几近没有，旧中国留下来的钻机只有8部，建部初期才达18部，后来又陆续购置，到1952年6月底全国才有40部钻机；更关键的是，旧中国地质工作水平很低，具有工业意义的地质工作就没有开展。
为了尽快扭转地质工作的薄弱局面，何长工将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反映到周恩来、陈云那里。周恩来对他说:“主席说了，只要资源能确保建设的需要，你要什么给什么。”
根据的提示，地质部党组制订了《1952年工作概要和1953年方针任务》，确定全年两大中心任务:完成地质勘探任务，保证工业建设对矿产资源的需要；做好教育训练工作，培养地质工作的后备力量。
陈云对地质教育训练工作很看重。1952年12月4日，他在全国地质工作规划会议上指出:“明年地质工作的工作量，比今年要增加10倍至23倍。为完成地质工作的巨大任务，还要用有效的办法训练新的地质人才。这项训练任务，是地质部的重大任务，也是中国地质界的重大任务。”
按照陈云的讲话精神，何长工断然采取非常规的、创新的办法大抓地质教育和培训工作。他在1953年10月20日召开的全国地质工作人员会议上指出:“必须用最有效的办法培养大批人才，提高现存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督促加紧学习业务，以迅速壮大地质力量，而不能慢慢地增加力量，推迟国家建设的速度。”“今年我们地质部的工作方针是:大力培养力量，提高业务水平，实行计划管理，为完成与超额完成1953年的国家勘探计划任务而斗争。”
旧中国百业凋零，地质教育更甚，没有一所地质院校。解放后，许多院校设置了地质系，到1952年，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组建了北京、长春两所地质学院，招收了2000多名学生，但是，当时两校尚没有自己的校舍。何长工从选定校址，确定建校规模，调配师资力量，解决紧缺物资，聘请苏联专家，乃至教育计划实施，都会同部教育司、学校讨论，并利用自己的特殊关系，争取学院所在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使建校过程中的许多难题迎刃而解，从而推动了建校进程。一年之后，北京地质学院和长春地质学校教学楼拔地而起，1954年学生们开始在新校舍上课。从1952年秋起，先后筹办南京、武汉、重庆、长春、西安、宜化、北京、郑州、广州、昆明等地质学校并陆续招生，地质教育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倾心“三馆”建设如何去建立中国的地质装备和仪器制造工业，以满足快速的提升的地质事业急需?何长工提出了“借鸡生蛋”的办法。1953年，他亲自找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商谈，把张家口铁路工厂一锅端地抓过来，亲自指导工厂的改造扩建。1954年便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地质探矿装备制造厂--张家口探矿机械厂，结束了我国没有地质勘探装备专业生产厂商的历史。
1956年4月，地质部召开了机械工作会议，何长工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机械工作是地质勘探工作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兵种，而目前是一个薄弱环节。根据地质勘探工作的发展，明年将需要更加多的机械专用设备、工具和零配件。过去是依赖苏联进口，这不是处理问题的根本办法。因此，今年确定在衡阳、沈阳、重庆、成都等地建立几个制造工厂与修配工厂。探矿机械一厂今年要着手新型钻机的试制工作，为明年生产准备好。”
他还号召全体机械人员、工厂职工提高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上下一致共同努力克服困难，打破常规地开展工作，务必使机械工作迅速赶上地质勘探工作的发展需要，以保证国家地质勘探任务的胜利完成。
从1955年至1966年，何长工继续求援于兄弟部门和有关省市领导，在他们的全力支持下，地质部先后建起了衡阳、上海、北京、重庆等探矿机械厂和无锡钻探工具厂，以及北京、上海、重庆3个地质仪器厂。
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地质部已拥有各类钻机2199台，是解放初期的140多倍。此外，还拥有磁力仪、重力仪、电法仪、地震仪、测井仪等先进地质仪器。
地质博物馆、地质资料馆和地质图书馆俗称地质“三馆”，是随着地质工作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被认为是地质工作发展的标志。其中地质博物馆始建于1916年。地质图书馆始建于1922年。由于当时馆舍简陋，地方狭窄，许多有价值的地质资料和图书未能存下来，影响了地质事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何长工提出把“三馆”建设提上议事日程。
1956年1月，何长工召开地质部党组会议，决定在北京建立规模宏大的地质博物馆、地质资料馆，还根据周恩来指示，对地质图书馆进行了全面检查，并以地质部党组名义向周恩来提出建立全国地质图书馆的报告。经过何长工等人的努力，一个宏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三馆”建设规划开始实施了。
“三馆”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何长工在地质部召开的资料工作和博物馆会议上，反复强调“三馆”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各级领导与工作人员应给予格外的重视。为加速“三馆”的基建工作，他亲自找有关部委，甚至还找周恩来求援，解决基建材料问题。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三馆”大楼终于在北京繁华的闹市建成。资料馆和图书馆的建成，大大改善了地质资料、图书的保管与借阅条件；博物馆收藏了丰富的国内外各类地质标本和各种图表照片模型，为参观学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三馆”对促进地质事业的发展，加强国际合作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年困难时期，有的地方关闭了地质陈列馆，连南京地质陈列馆这样的大馆也被挪作他用了。何长工在全国地质博物馆会议上严肃指出:“这是和当前博物馆大发展的形势相矛盾的。我这里要大发展，你那里关闭，这不是唱对台戏吗?南京地质陈列馆历史很久了，国际上都有名望。你们挪用又不向部里请示，这是个原则问题。回去要马上恢复原状。需要房子，等新馆盖好了才能迁移，不能停止开放。”他还明确说，如果要动北京、南京等地质学院的地质博物馆，必须征得他的同意。这样才使这些地质陈列馆没有下马。
致力于寻找和勘探石油资源矿产资源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被称为“工业的粮食”。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国矿产资源“家底”不清，国家经济建设处于等米下锅状态。、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多次垂询李四光和何长工。
说:“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要求地质部党组切实加强地质工作，有关矿产资源情况，要每周向中央主要领导报告。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全国广大地质工作者艰苦奋斗，不到4年时间，我国地质资源“家底”不清的现象得以初步改观。1956年9月，何长工在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自豪地说:“国家要求地质部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探明十几种矿产储量，而实际已探明三十几种矿产储量，基本上保证了煤炭、黑色冶金、有色冶金等工业建设的需要。”
地质部探明的这些主要矿产的储量，连同其他部门探明的储量，不仅解决了鞍钢、包钢、武钢等重要钢铁基地“一五”期间急需的矿产原料，而且保证了“二五”期间开始的新企业对矿产原料的需要。
为了加速石油资源的开发，从1955年起，何长工集中主要精力协助李四光抓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勘探工作。
1955年1月20日，地质部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制订了年度石油天然气普查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决定组织数十个地质队，分赴西北、西南、东北等地区进行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工作。
1955年的石油普查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翌年2月26日，何长工在向汇报地质部工作情况时说:“1955年初，地质部开始担负石油普查任务，组成了24个地质队、18个物探队、20个地形大地测量队。石油普查职工达到1200余人，其中地质人员200余人，共发现了171个可能储油的构造。”“过去某些地质人员认为中国是缺石油的国家，事实上，我国石油的希望是很大的。我国有许多适于储油的构造和地层，如柴达木盆地、华北平原、四川盆地等。”
1956年初，陈云召见了何长工、李人俊和康世恩等，研究李四光关于加强石油勘查的意见，并指出要在两三年找到一两个大油田。
遵照陈云的指示，依据几年来所取得的地质勘探成果，并根据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地质部党组于1957年底作出战略东移的决策。石油地质大军千里转战，挥师东进松辽平原。
1958年6月24日，何长工怀着喜悦的心情向党中央报喜。他在报告中写道:“石油最近又有新的发现，我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最近在辽宁公主岭发现了一个比四川龙女寺还大的构造，在1001号钻机钻到1700公尺处见到了3公尺的含油层。据苏联专家的推断，可能是第二个巴库。”
1959年9月26日，大庆长垣高台子构造上钻进的第三口基准井(松基3井)喷出了工业油流；翌日，地质部在扶余构造进行钻探的27井也获得工业油流。松辽油区地质勘探取得了重大突破。
1960年4月，何长工到松辽平原视察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吉林省委领导下，以地质部为主组成了江南指挥所，开展松花江以南的石油普查勘探工作，为下一步组织新的会战准备新的基地。
1963年11月，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宣告：“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从此，中国摘掉了贫油帽子，结束了依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石油的增产对国民经济调整、恢复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呼吁国家采取一定的措施改善野外职工生活地质工作以其知识密度高，劳动强度大，成为中国最艰苦的行业之一，不仅长年野外作业，工作流动性、分散性大，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而且地质人员多在荒无人烟的高原戈壁和深山老林找矿勘探，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地质职工正是在这种艰苦的工作环境中，不仅为国家找到了丰富的矿产资源，而且历经40多年风雨锤炼，形成了一种行业精神，这就是“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的“三光荣”精神，何长工既是这种精神的首创者，又是实践者。
何长工以自己丰富的革命经历首先认识到，要在广大地质职工中树立一种信念和精神，保证地质队伍革命化。他号召地质职工艰苦奋斗，努力工作，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在思想建设上，除进行基本的理论、政策教育外，要经常掌握各类人员的思想动态，通过种种形式进行生动活泼的思想教育工作”。“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启发觉悟，要培养锻炼职工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具有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具有大公无私、忘我劳动、认真负责的优良革命品质……建立起国家主人翁的态度”。
地质队流动性大，职工户口和粮食副食品供应问题，子女上学、就业问题，婚姻问题等，都是地质队经常面临的难题，这一些难题解决不好，直接影响到地质队伍的稳定和国家任务的完成。何长工要求领导干部督促有关部门搞好职工物质、文化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他指示部供应司，要搞好职工生活用品的供应，提出：“地质工作者长年跋山涉水，野外作业，没有一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作保障，就不能适应艰苦环境，队伍的巩固和发展就有困难。”
何长工亲自找地质队所在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陈述意见，争取就地解决。当地解决不了的，便及时向中央、国务院报告，有时他还直接找到李富春、等，甚至找到周恩来争取支持和解决。他通过到野外地质队调查，发现一些公安、粮食部门不了解地质工作的流动性，为减少本地的人口粮食销量，以地质工作者不在本地长住为由，要求他们把户口迁出，或限期把粮食关系转走，有全国粮票也拒绝售粮。为此，地质部与公安部、粮食部于1961年11月4日联合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地质、测绘野外队勘测人员的户口和粮食供应问题的报告》，同年12月30日，国务院批复同意，使问题得以解决。
在1964年全国地质工作会议上，何长工再次提出研究解决野外地质职工的劳保、生活福利待遇问题，并代国家经委起草了《关于解决野外地质职工劳保、生活福利等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经委、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国务院财贸办公室联合向全国颁布实施，较好地解决了职工的劳保用品、粮食供应、家属基地、子女入学就业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问题。此外，在何长工的悉心关注下，地质部和各省区地质局克服种种困难，逐步筹建了地质职工疗养院、地质队后方基地和地质文工团等。
何长工对地质事业殚精竭虑的精神，以及他对地质职工的关心，被广大地质职工铭记在心。1980年4月14日下午，地质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地质系统评功授奖大会，何长工以老一辈地质工作领导者身份出席会议。这次大会非常隆重，、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地质职工对何长工的到会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表达了广大地质职工对何长工由衷的敬爱和感激。
“”开始不久，、反革命集团强加给何长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使他身心蒙受了严重的摧残。
1975年11月初，批准何长工的请求，将他调任中国人民军政大学副校长，后任军事学院副院长。何长工离开了自己曾一手创立起来的地质事业，又在军事教育岗位上为推动中国人民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付出了心血。
1987年12月29日，何长工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他在病故前两年给党中央写信说:“我今年已85岁了，入党也整整63年了。几十年来，无论是在东西南北，还是职务上的高低升降；不管是在顺利发展的，还是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刻，我总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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